随着海外资本在中国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将研发中心搬到中国，利用中国资源研发出更多适合中国市场的产品，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正是许多跨国药企心照不宣的“中国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过去的三年中，20多家跨国药企重金砸向中国药物研发领域，持续引发全球新药研发领域的中国热。
不少人曾乐观地认为，跨国药企纷纷在华设立研发中心，是从产品到技术的输入。然而，有关专家表现出一丝隐忧：大多数研发中心在中国还只是一些本地化的开发工作，而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的研究还不多；有的研发中心甚至主要承担技术支持的职能，所谓的技术研发也仅限于内部技术转移。据此认为中国已成跨国公司研发重地，则具有很大的片面性。
设立研发中心
据香港《大公报》报道，近年来，继国际IT巨头纷纷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后，跨国药企涉猎中国研发领域的模式正迎来一个新的阶段。全球第二大制药企业葛兰素史克(GSK)7月3日宣布，即将在上海设立研发中心。GSK新成立的研发中心最终将担负起为全球范围研发用于治疗神经系统退行性病变药物的职责，致力于为阿尔茨海默氏病、帕金森病及多发性硬化症等严重疾病寻求更佳的治疗方法。预计正式投入运作后，研发中心第一年的运作预算可达4000万美元。
GSK高级副总裁臧敬五表示，GSK此次在华成立的研发中心将负责起新药物研发的所有工作。包括从寻找新的药物靶点，到基础研究、化学合成、临床研究，甚至到产品注册，整个过程GSK中国研发中心都将参与。
业内人士表示，上下游一体化研发中心的设立大可看作是跨国药企在华的研发正在向深度发展。礼来全球总裁兼首席运营官李励达今年6月4日宣布两个大手笔投资：首先，成立礼来亚洲风险投资基金，用于投资亚洲，特别是中国最具潜力的生命科学领域的新兴企业，首笔投资1000万美元花落中国；其次，未来5年内投入1亿美元扩大在华药品研发能力。
李励达的上述表示拉开了今年跨国药企在华大笔投资新药研发的序幕。李励达表示，通过风险投资的模式可以使礼来与更多从事创新药物开发的中国公司保持联系，及时了解这些公司的研发动态，甚至能够把这些公司列入礼来全球研发体系之中；另一个优势是风险投资的模式比较灵活，必要时可以成功退出并获利，保持整个基金的滚动发展。
抢占中国市场
可以说，利用中国的资源研发出更多适合中国市场的产品、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正是许多跨国公司心照不宣的“中国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任何一家跨国药企都不可能忽视中国客户和消费者的需求，只有中国市场成功了，才能说得上是真正的成功。
除了争夺市场以外，跨国药企研发中心进入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技术控制。调查显示，有46%的跨国公司倾向于建立独资的研发中心，其首要原因就在于技术控制。因此，跨国药企研发活动也侧重于产品适应型和应用技术。他们普遍倾向于设立非独立法人、内设部门型研发机构，一般规模较小，承担研发的大项目较少，灵活性强，便于外商掌控。
值得一提的是，利用中国的技术和人才资源，更好地把握中国市场的脉搏已是跨国公司不言自明的市场战略。中国的研发成本较之发达国家确实较为低廉，但研发中心的转移显然比利用本土的廉价劳动力更有意义。
分析人士认为，最重要的是，在欧美开发一个全新药物通常需要10亿美元、12年至15年时间，并且难度正在不断加大。巨大的研发成本压力迫使跨国药企纷纷把目光投向中国和印度等国。因为在中国招募同等水平的科研人员，报酬比在国外低得多。
据了解，制药公司在中国支付的科研费用只相当于发达地区的1/4或1/5。此外，新药研发费用和时间的70%以上用于临床研究。有数据表明，在中国进行临床试验费用要比在欧美国家低30%左右。而中国大量的患者样本也会让临床试验中样本采集非常便捷，并且统计数据完善，从而极大地加速了试验进程。因此，总体算来研发成本会大大降低。
存在“四多四少”
调查显示，今后3年，61%的跨国公司有意继续扩大在华研发方面的投资。但据此认为中国已成跨国公司研发重地，则具有很大的片面性。
德国制药企业勃林格殷格翰国际集团去年3月在上海落成的新工厂生产的第一批药品将有望正式上市了。然而，勃林格殷格翰在中国并没有研发中心，甚至短期内设立的计划都没有。
英诺华企业管理谘询有限公司韩女士表示，对于跨国药企来说，建立研发中心的成本很高，而且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因素也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跨国药企研发扎堆中国心照不宣抢市场份额
公司的投资动作是以市场扩张或赢取更多利润为目标的，近期跨国药企大规模把研发中心搬到中国的可能性不大。如果少数公司准备在中国建立研发基地，可能考虑更多的是新药研发的临床成本控制的问题。
有关专家表示，跨国药企研发中心在融入和带动本地发展方面还存在“四多四少”的问题，即本地化开发多，关键核心技术研究少；人员现场服务多，研发本地分包少；低端加工多，合作研发少；内部技术转移多，知识产权转移少。
另外，一些跨国药企研发中心未经批准就在国内招募贫困人群进行非法的临床试药，既窃取了中国独特的基因资源，又给这些贫困人群的健康乃至生命带来伤害，还依靠中国低廉的临床试验成本赚取最大化的利润。
在中国建创新中心是个里程碑
阿斯利康公司曾高调宣布，3年内在中国投资1亿美元用于药物研发，重点是建立阿斯利康中国创新中心。阿斯利康中国区总裁伍立杰称——
将从事与中国有关的研究
记者：去年阿斯利康宣布在华建立创新中心时特别强调，致力于探索和积累中国患者基因与生物标志物方面的知识。探索和积累中国患者基因和生物标志物方面的知识包括哪些内容？
伍立杰：提到我们去年在中国建设的创新中心，这是我们公司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这更加明确了公司在中国的定位。作为全球领先的制药公司，我们希望做跟中国相关的、更有利于中国患者的研究，包括临床前、临床间转换的所有研究。阿斯利康在处方药物方面一直领先，在中国无锡有世界一流的生产线和库房。在临床研究方面我们也一直处于领先地位。1996年，我们就在中国开始做大型的临床研究的项目。自1996年起至今，阿斯利康在中国已经完成了38个临床研究项目。目前有17个临床研究项目正在进行当中。
在中国建立创新中心，我们所指的探索和积累中国患者基因和生物标志物，是因为我们看到全球不同种族的人群，对药物的反应是不同的。我们公司生产的肿瘤药物易瑞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易瑞沙是治疗非小细胞性肺癌的一个很好的靶向治疗药物，这个药物在亚洲人群中的反应跟西方人是不一样的，在亚洲国家人群中的反应高于西方人。基于此，我们希望在中国做更多针对中国病人的前期临床研究，这样就能够更好地指导我们临床后药物的开发。
我们的创新中心建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中，这个创新中心有别于其他跨国公司的研发中心。其另外一个使命，就是跟中国的一些研究机构建立战略关系，我们现在已经接触过20个这样的研究机构，希望能够在未来跟几个主要的研究中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创新中心前期会致力于在癌症领域的研究，因为癌症已经是中国常见和高发的疾病，我们针对中国高发的肝癌、肺癌、胃癌包括肠癌这几个领域进行主要的研究。在癌症研究领域，我们有三个新的化合物，包括我们的Zactima以及其他的一些化合物，这些化合物都有望造福于中国的癌症病患者。
和世界前沿科学保持一致
记者：阿斯利康中国创新中心还提出了将要从事临床前和临床间转化科学的研究，转化科学的内涵是什么？
伍立杰：我们在中国的创新中心不仅仅在投资数量上非常大，同时我们强调在中国建这个创新中心，要致力于最尖端的科学。我们说在中国建立的中心是临床前到临床间的转换研究，阿斯利康在中国设立的这个中心是唯一一个除英国外的转化科学研究基地，所以说在中国创新中心是和世界前沿的科学保持一致的。
我们在中国建立创新中心，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以往新药引进的过程都是在欧洲或其他国家先上市然后引入中国进行注册申请。但是我们创新中心建在中国，立足于中国的患者，有可能对整个药物的申请，包括在中国整个的研发、临床试验、申报等的流程有很大的改变，那我们也会与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有更多的协作，会探讨一些更好的模式，有可能在中国的研究会成为世界研究的导向，这也是一个革新性的变化。
前面提到的三个化合物，Zactima和Recentin，因为是全球的研究项目，在中国已经有患者参与。另一个是AZD6244我们已经有计划在中国做一些临床，包括在中国扩大研究样本。对这些新的化合物，我们都希望在研发的过程中了解亚洲患者、中国患者有什么不同的反应，然后我们收集到一些信息指导新药的研发。
中国创造：跨国药企的新转变
作者: 黄海昀
来源: 新快报
7月2日，全球第二大制药企业葛兰素史克（GSK）全球副总裁Dr.PerryNisen博士亲自来到中国上海，宣布在华设立全程研发中心。与此前的跨国药企在中国设立的研发中心只负责药物研究的一部分不同，GSK中国研发中心将承担从新药开发、临床研究到产品注册整个医学领域的研发工作。
无独有偶，7月15日，罗氏制药也向记者透露，其年内将在中国设立全球药品开发中心，届时罗氏将成为在华完成药物研究、药品开发、生产制造和市场销售环节等整体价值链布局，以加快新药在华的上市时间。
从2002年诺和诺德率先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以来，近几年，跨国制药企业掀起一浪又浪的中国研发热潮。到目前为止，已有包括诺和诺德、罗氏、阿斯利康、礼来、诺华、辉瑞等制药巨头在华设立研发中心。不过，此前跨国药企的中国研发中心仅仅是其全球总部研发的一部分，如：辉瑞中国研发中心主要针对全球一至四期的临床试验的研究设计、数据管理、统计分析和研究报告的准备工作；礼来实验室大楼的研究方向为早期化合物的合成；罗氏中国研发中心主要致力于药物化学领域先导物的发现与优化的研究。诺华研发中心则专注于传染性疾病引发的癌症的研究。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随着最近GSK、罗氏宣布在华建立上下游一体化研发中心，意味着跨国药企在华研发正在向核心进发，向纵深发展。在跨国公司的版图中，中国已经成为重要战略地。
本土人才崛起
令人关注的是，此次GSK出人意料地启用中国本土人才作为全程研发中心负责人。GSK宣布，目前已任命上海的健康科学研究所的创始人、所长和教授臧敬五博士为GSK高级副总裁，全权负责中国研发中心工作，该任命于2007年6月生效。据悉，臧敬五博士是神经学专家，免疫和神经退行性病变领域的科学家，即将领导GSK中国研发中心开展研究及新药开发和人员招聘工作。并将直接向GSK全球研发主席Moncef Slaoui博士负责。
而罗氏制药也同样，其将在年底设立的中国药品开发中心负责人原瑞华博士也是一名中国人，其工作也直接对总部负责。据上海罗氏副总裁王新光向本报记者介绍，原瑞华博士此前曾在美国FDA工作过，后被罗氏挖到总部工作，成立中国开发中心后任命为中心负责人。
GSK全球副总裁Dr.Perry Nisen博士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坦言，“在中国设研发中心，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借此平台靠近中国人才库和中国研发成果”。
原瑞华对记者表示，罗氏开发中心将让更多的中国研究机构、学者、临床医生更早、更主动地参与到全球创新药物的开发过程。
事实上，跨国制药在中国人才的争夺战早已打响。各个公司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通过与在高校设立奖学金等方式招募中国本土优秀人才。记者采访发现，目前各大企业的中国研发中心的中国本土人才达到八成以上。诺和诺德中国研发中心总监王保平博士说，其研发中心共有40多人，本土人才达90％以上；礼来方面则表示，目前已有200多名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参与研发，另外，仅在2006年礼来中国的人员就扩张了50％左右。在罗氏研发中心中国本土人员有80个，占93％。
据悉，去年成立的阿斯利康中国创新研究中心（ICC）总负责人张小林博士也是中国人，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而ICC大部分的员工也都是本土人才。张小林说：“本土招募的人才的最大优势是他们知道如何在中国运作。”
上海罗氏副总裁王新光分析，目前跨国药企吸引了不少优秀的海归人才，之所以选择回国在跨国药企工作，一方面，在国内有根，生活能和亲人团聚，另一方面，在工作上，除了收入相对较高之外，跨国制药研发资金更充足，能够提供更好的研发环境。
诺和诺德中国研发中心总监王保平博士则认为，吸引人才最主要的是项目的吸引力。“对于科学家来说，研究的课题才是最吸引人的”。“目前本土人才的水平很高，已经与国际接轨。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科学家在中国的实验室工作出的成果发表在国外最高水平杂志上面的文章数这几年增加得非常快。不说20年前，即使在10年前都是大家很难想象的。”王保平说。
从“中国制造”再走一步
“医药研发最重要的两个条件是：第一，站到科学的最前沿；第二，要能吸引到最优秀的人才”Nisen博士说，“每年有3万人回到中国，中国有许多顶级成果，另外，还有13亿人口的大市场，这些都是吸引GSK的理由”。
一个完整的医药产业价值链应该包括药物研究、药品开发、生产制造和市场销售这四大环节。一个创新药从研发到上市往往需要15－20年的时间，平均投资高达10亿美元。药品开发是把经过实验室筛选的分子转变成药物的最关键一环，它通过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鉴定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它是驱动药物价值链的引擎。
目前跨国药企的创新药在中国的上市时间普遍比欧美市场滞后4－5年，“罗氏近年来开发了许多创新靶向、高效的药物。一方面，设立中国药品开发中心将有助于罗氏创新药物在中国的尽早上市；另一方面，通过在中国设立药品开发中心，科学家有望能研究开发出更适合中国人种和疾病特征的创新药物。”罗氏药品开发中国中心负责人原瑞华博士表示。
诺华公司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建立的一个综合性的生物医学研发中心于2007年5月启用。“新的研发中心开展的活动远不止于早期的临床试验，我们将利用安全性研究、生物标志物检测、生物分析和基因表达谱等多种手段，以及转化医学的原理拓展药物发现。我们的目标是用诊断工具充实有效安全药物的开发，以支持当地和全球的研发活动”。诺华制药全球探索开发部总裁Jean Jacques Garaud博士说。
诺华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思乐博士还表示，将进一步扩展诺华公司在中国已有的强大的研发合作网络。
国内医药行业的一位资深专家分析指出，全球性缩减医疗开支的相关政策与专利药近年专利保护期的大规模到期等原因让国际药企巨头不得不加大新药研发并展开错位竞争，而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不仅可以享受“物美价廉”的科研人才、某些领域雄厚的科研基础和丰富独特的疾病资源等优势，更重要的是，可以有效地降低它们的研发费用。
借力“外包”
新药研发越来越困难，研发成本大幅上升，跨国药企纷纷一方面将研发东移，在中国相继设立研发中心。另一方面，实施战略性外包业务也是降低成本的另一方式。这样能分散研发的风险，缩短新药研发周期，加快上市步伐。中国相关人才的密集、成本低廉，已使其成为外企首选地之一。
礼来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陶瑞尔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制药企业成功的关键在于不断地推出自主研发的新产品，对于单个药物的研发成本达11亿美元的制药公司来说，如何控制研发费用自然而然地成为新产品开发关键中的关键问题。他表示，3年内公司将把单个药品研发成本降低3亿美元。“外包型研发中心将是我们降低成本的首要途径。”
“如果礼来不采取实际有效的行动，那么开发一种新药的成本到2010年会增加至20亿美元，这是难以接受的。”陶瑞尔坦言。
陶瑞尔将在中国开拓外包型研发活动，称之为双赢策略，“对中国而言，参与跨国的制药研发活动将会帮助中国的科研人员学习更多的国际研发实践经验，会帮助中国拥有更多的人才，加快中国参与全球研发的脚步”。
陶瑞尔认为，“中国是礼来外包型研发中心的首选地之一。现在礼来在中国已经建立了3个外包式研发中心，中国承担了礼来全球20％的化学分析业务和早期临床研究任务。”他说：“我们还会继续加大在生物技术和临床方面外包的业务。”
此外，据悉，阿斯利康未来两年将投资1400万美元，携手上海本土企业药明康德，进行有关化合物合成方面的项目合作。该项目也是阿斯利康未来3年在中国1亿美元药物研发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
数据显示，2005年全球制药业研发外包比例达到24.7％，总金额达到163亿美元，预计到2010年将达到360亿美元的规模，年均增长率达到16.3％。随着跨国制药公司将中国CRO纳入其外包范围，中国逐渐融入了全球药品研发体系。
业内认为，CRO的兴起，将对中国制药业的发展起到助推作用。CRO凭借为全球领先药企的外包服务，积蓄起自身新药研发的经验，为将来建立自身原创药物研发打下基础。
中国本土研发瓶颈
相对于跨国制药在中国一浪高过一浪的研发潮，我国的本土研发能力则显得相当薄弱。据一项研究报告，我国97.4％以上的西药都是仿制的，生物制药中至少90％是由外国申请了专利的。
我国的新药研发最大“瓶颈”在于资金不足。国外一般每年对新药研发的投资额是药物年销售额的15％左右，而我国的制药厂投入的研发经费最多的也仅仅是年销售额的2％－3％，有些制药厂因为财力和物力有限，对于投资新药研发心有余力不足，甚至是有心无力。
据资料显示，发达国家研制成功1种新的化学合成药，平均需耗资10亿美元；我国研制1个一类新药的费用约300万-500万元人民币，生物技术药物的研制则还要多些。但实际上，我国每年能拿出200万元以上进行新药研究和开发的制药企业少得可怜。
我国制药企业大多数规模小，没有形成集团优势，经济实力明显不足。中外制药企业的实力悬殊。导致了双方在新药研发投入上的巨大差距。
阿斯利康中国创新研究中心（ICC）总负责人张小林博士则指出，药物研发在中国尚处于早期阶段。目前中国相当缺乏有经验的人才，短期内，培训以及在职学习是培养本土人才最实际的方法；从长远看，我们必须改善教育体制以提高整体研究水平。“中国的基础教育还是很扎实的，但在独立的科学研究方面的训练和国外的领先实验室还有一些差距”。
他举例，在美国，小朋友很早就被引入到科学研究中。一年级的学生已开始学习如何测量室外温度，以及种子多久才会发芽。相比之下，在国内，科学训练相对比较迟，很多时候大学毕业生都没有进行过真正意义上独立的科学研究，“我们必须改变这种状况，才能培养出更多创新型人才。”
事实上，目前跨国药企招募的中国人才，有相当比例是海归派。
不少人曾乐观地认为，跨国药企纷纷在华设立研发中心，是从产品到技术的输入。然而，有关专家表现出一丝隐忧：大多数研发中心在中国还只是一些本地化的开发工作，而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的研究还不多；有的研发中心甚至主要承担技术支持的职能，所谓的技术研发也仅限于内部技术转移。据此认为中国已成跨国公司研发重地，则具有很大的片面性。
设立研发中心
据香港《大公报》报道，近年来，继国际IT巨头纷纷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后，跨国药企涉猎中国研发领域的模式正迎来一个新的阶段。全球第二大制药企业葛兰素史克(GSK)7月3日宣布，即将在上海设立研发中心。GSK新成立的研发中心最终将担负起为全球范围研发用于治疗神经系统退行性病变药物的职责，致力于为阿尔茨海默氏病、帕金森病及多发性硬化症等严重疾病寻求更佳的治疗方法。预计正式投入运作后，研发中心第一年的运作预算可达4000万美元。
GSK高级副总裁臧敬五表示，GSK此次在华成立的研发中心将负责起新药物研发的所有工作。包括从寻找新的药物靶点，到基础研究、化学合成、临床研究，甚至到产品注册，整个过程GSK中国研发中心都将参与。
业内人士表示，上下游一体化研发中心的设立大可看作是跨国药企在华的研发正在向深度发展。礼来全球总裁兼首席运营官李励达今年6月4日宣布两个大手笔投资：首先，成立礼来亚洲风险投资基金，用于投资亚洲，特别是中国最具潜力的生命科学领域的新兴企业，首笔投资1000万美元花落中国；其次，未来5年内投入1亿美元扩大在华药品研发能力。
李励达的上述表示拉开了今年跨国药企在华大笔投资新药研发的序幕。李励达表示，通过风险投资的模式可以使礼来与更多从事创新药物开发的中国公司保持联系，及时了解这些公司的研发动态，甚至能够把这些公司列入礼来全球研发体系之中；另一个优势是风险投资的模式比较灵活，必要时可以成功退出并获利，保持整个基金的滚动发展。
抢占中国市场
可以说，利用中国的资源研发出更多适合中国市场的产品、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正是许多跨国公司心照不宣的“中国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任何一家跨国药企都不可能忽视中国客户和消费者的需求，只有中国市场成功了，才能说得上是真正的成功。
除了争夺市场以外，跨国药企研发中心进入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技术控制。调查显示，有46%的跨国公司倾向于建立独资的研发中心，其首要原因就在于技术控制。因此，跨国药企研发活动也侧重于产品适应型和应用技术。他们普遍倾向于设立非独立法人、内设部门型研发机构，一般规模较小，承担研发的大项目较少，灵活性强，便于外商掌控。
值得一提的是，利用中国的技术和人才资源，更好地把握中国市场的脉搏已是跨国公司不言自明的市场战略。中国的研发成本较之发达国家确实较为低廉，但研发中心的转移显然比利用本土的廉价劳动力更有意义。
分析人士认为，最重要的是，在欧美开发一个全新药物通常需要10亿美元、12年至15年时间，并且难度正在不断加大。巨大的研发成本压力迫使跨国药企纷纷把目光投向中国和印度等国。因为在中国招募同等水平的科研人员，报酬比在国外低得多。
据了解，制药公司在中国支付的科研费用只相当于发达地区的1/4或1/5。此外，新药研发费用和时间的70%以上用于临床研究。有数据表明，在中国进行临床试验费用要比在欧美国家低30%左右。而中国大量的患者样本也会让临床试验中样本采集非常便捷，并且统计数据完善，从而极大地加速了试验进程。因此，总体算来研发成本会大大降低。
存在“四多四少”
调查显示，今后3年，61%的跨国公司有意继续扩大在华研发方面的投资。但据此认为中国已成跨国公司研发重地，则具有很大的片面性。
德国制药企业勃林格殷格翰国际集团去年3月在上海落成的新工厂生产的第一批药品将有望正式上市了。然而，勃林格殷格翰在中国并没有研发中心，甚至短期内设立的计划都没有。
英诺华企业管理谘询有限公司韩女士表示，对于跨国药企来说，建立研发中心的成本很高，而且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因素也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跨国药企研发扎堆中国心照不宣抢市场份额
公司的投资动作是以市场扩张或赢取更多利润为目标的，近期跨国药企大规模把研发中心搬到中国的可能性不大。如果少数公司准备在中国建立研发基地，可能考虑更多的是新药研发的临床成本控制的问题。
有关专家表示，跨国药企研发中心在融入和带动本地发展方面还存在“四多四少”的问题，即本地化开发多，关键核心技术研究少；人员现场服务多，研发本地分包少；低端加工多，合作研发少；内部技术转移多，知识产权转移少。
另外，一些跨国药企研发中心未经批准就在国内招募贫困人群进行非法的临床试药，既窃取了中国独特的基因资源，又给这些贫困人群的健康乃至生命带来伤害，还依靠中国低廉的临床试验成本赚取最大化的利润。
在中国建创新中心是个里程碑
阿斯利康公司曾高调宣布，3年内在中国投资1亿美元用于药物研发，重点是建立阿斯利康中国创新中心。阿斯利康中国区总裁伍立杰称——
将从事与中国有关的研究
记者：去年阿斯利康宣布在华建立创新中心时特别强调，致力于探索和积累中国患者基因与生物标志物方面的知识。探索和积累中国患者基因和生物标志物方面的知识包括哪些内容？
伍立杰：提到我们去年在中国建设的创新中心，这是我们公司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这更加明确了公司在中国的定位。作为全球领先的制药公司，我们希望做跟中国相关的、更有利于中国患者的研究，包括临床前、临床间转换的所有研究。阿斯利康在处方药物方面一直领先，在中国无锡有世界一流的生产线和库房。在临床研究方面我们也一直处于领先地位。1996年，我们就在中国开始做大型的临床研究的项目。自1996年起至今，阿斯利康在中国已经完成了38个临床研究项目。目前有17个临床研究项目正在进行当中。
在中国建立创新中心，我们所指的探索和积累中国患者基因和生物标志物，是因为我们看到全球不同种族的人群，对药物的反应是不同的。我们公司生产的肿瘤药物易瑞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易瑞沙是治疗非小细胞性肺癌的一个很好的靶向治疗药物，这个药物在亚洲人群中的反应跟西方人是不一样的，在亚洲国家人群中的反应高于西方人。基于此，我们希望在中国做更多针对中国病人的前期临床研究，这样就能够更好地指导我们临床后药物的开发。
我们的创新中心建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中，这个创新中心有别于其他跨国公司的研发中心。其另外一个使命，就是跟中国的一些研究机构建立战略关系，我们现在已经接触过20个这样的研究机构，希望能够在未来跟几个主要的研究中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创新中心前期会致力于在癌症领域的研究，因为癌症已经是中国常见和高发的疾病，我们针对中国高发的肝癌、肺癌、胃癌包括肠癌这几个领域进行主要的研究。在癌症研究领域，我们有三个新的化合物，包括我们的Zactima以及其他的一些化合物，这些化合物都有望造福于中国的癌症病患者。
和世界前沿科学保持一致
记者：阿斯利康中国创新中心还提出了将要从事临床前和临床间转化科学的研究，转化科学的内涵是什么？
伍立杰：我们在中国的创新中心不仅仅在投资数量上非常大，同时我们强调在中国建这个创新中心，要致力于最尖端的科学。我们说在中国建立的中心是临床前到临床间的转换研究，阿斯利康在中国设立的这个中心是唯一一个除英国外的转化科学研究基地，所以说在中国创新中心是和世界前沿的科学保持一致的。
我们在中国建立创新中心，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以往新药引进的过程都是在欧洲或其他国家先上市然后引入中国进行注册申请。但是我们创新中心建在中国，立足于中国的患者，有可能对整个药物的申请，包括在中国整个的研发、临床试验、申报等的流程有很大的改变，那我们也会与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有更多的协作，会探讨一些更好的模式，有可能在中国的研究会成为世界研究的导向，这也是一个革新性的变化。
前面提到的三个化合物，Zactima和Recentin，因为是全球的研究项目，在中国已经有患者参与。另一个是AZD6244我们已经有计划在中国做一些临床，包括在中国扩大研究样本。对这些新的化合物，我们都希望在研发的过程中了解亚洲患者、中国患者有什么不同的反应，然后我们收集到一些信息指导新药的研发。
中国创造：跨国药企的新转变
作者: 黄海昀
来源: 新快报
7月2日，全球第二大制药企业葛兰素史克（GSK）全球副总裁Dr.PerryNisen博士亲自来到中国上海，宣布在华设立全程研发中心。与此前的跨国药企在中国设立的研发中心只负责药物研究的一部分不同，GSK中国研发中心将承担从新药开发、临床研究到产品注册整个医学领域的研发工作。
无独有偶，7月15日，罗氏制药也向记者透露，其年内将在中国设立全球药品开发中心，届时罗氏将成为在华完成药物研究、药品开发、生产制造和市场销售环节等整体价值链布局，以加快新药在华的上市时间。
从2002年诺和诺德率先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以来，近几年，跨国制药企业掀起一浪又浪的中国研发热潮。到目前为止，已有包括诺和诺德、罗氏、阿斯利康、礼来、诺华、辉瑞等制药巨头在华设立研发中心。不过，此前跨国药企的中国研发中心仅仅是其全球总部研发的一部分，如：辉瑞中国研发中心主要针对全球一至四期的临床试验的研究设计、数据管理、统计分析和研究报告的准备工作；礼来实验室大楼的研究方向为早期化合物的合成；罗氏中国研发中心主要致力于药物化学领域先导物的发现与优化的研究。诺华研发中心则专注于传染性疾病引发的癌症的研究。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随着最近GSK、罗氏宣布在华建立上下游一体化研发中心，意味着跨国药企在华研发正在向核心进发，向纵深发展。在跨国公司的版图中，中国已经成为重要战略地。
本土人才崛起
令人关注的是，此次GSK出人意料地启用中国本土人才作为全程研发中心负责人。GSK宣布，目前已任命上海的健康科学研究所的创始人、所长和教授臧敬五博士为GSK高级副总裁，全权负责中国研发中心工作，该任命于2007年6月生效。据悉，臧敬五博士是神经学专家，免疫和神经退行性病变领域的科学家，即将领导GSK中国研发中心开展研究及新药开发和人员招聘工作。并将直接向GSK全球研发主席Moncef Slaoui博士负责。
而罗氏制药也同样，其将在年底设立的中国药品开发中心负责人原瑞华博士也是一名中国人，其工作也直接对总部负责。据上海罗氏副总裁王新光向本报记者介绍，原瑞华博士此前曾在美国FDA工作过，后被罗氏挖到总部工作，成立中国开发中心后任命为中心负责人。
GSK全球副总裁Dr.Perry Nisen博士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坦言，“在中国设研发中心，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借此平台靠近中国人才库和中国研发成果”。
原瑞华对记者表示，罗氏开发中心将让更多的中国研究机构、学者、临床医生更早、更主动地参与到全球创新药物的开发过程。
事实上，跨国制药在中国人才的争夺战早已打响。各个公司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通过与在高校设立奖学金等方式招募中国本土优秀人才。记者采访发现，目前各大企业的中国研发中心的中国本土人才达到八成以上。诺和诺德中国研发中心总监王保平博士说，其研发中心共有40多人，本土人才达90％以上；礼来方面则表示，目前已有200多名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参与研发，另外，仅在2006年礼来中国的人员就扩张了50％左右。在罗氏研发中心中国本土人员有80个，占93％。
据悉，去年成立的阿斯利康中国创新研究中心（ICC）总负责人张小林博士也是中国人，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而ICC大部分的员工也都是本土人才。张小林说：“本土招募的人才的最大优势是他们知道如何在中国运作。”
上海罗氏副总裁王新光分析，目前跨国药企吸引了不少优秀的海归人才，之所以选择回国在跨国药企工作，一方面，在国内有根，生活能和亲人团聚，另一方面，在工作上，除了收入相对较高之外，跨国制药研发资金更充足，能够提供更好的研发环境。
诺和诺德中国研发中心总监王保平博士则认为，吸引人才最主要的是项目的吸引力。“对于科学家来说，研究的课题才是最吸引人的”。“目前本土人才的水平很高，已经与国际接轨。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科学家在中国的实验室工作出的成果发表在国外最高水平杂志上面的文章数这几年增加得非常快。不说20年前，即使在10年前都是大家很难想象的。”王保平说。
从“中国制造”再走一步
“医药研发最重要的两个条件是：第一，站到科学的最前沿；第二，要能吸引到最优秀的人才”Nisen博士说，“每年有3万人回到中国，中国有许多顶级成果，另外，还有13亿人口的大市场，这些都是吸引GSK的理由”。
一个完整的医药产业价值链应该包括药物研究、药品开发、生产制造和市场销售这四大环节。一个创新药从研发到上市往往需要15－20年的时间，平均投资高达10亿美元。药品开发是把经过实验室筛选的分子转变成药物的最关键一环，它通过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鉴定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它是驱动药物价值链的引擎。
目前跨国药企的创新药在中国的上市时间普遍比欧美市场滞后4－5年，“罗氏近年来开发了许多创新靶向、高效的药物。一方面，设立中国药品开发中心将有助于罗氏创新药物在中国的尽早上市；另一方面，通过在中国设立药品开发中心，科学家有望能研究开发出更适合中国人种和疾病特征的创新药物。”罗氏药品开发中国中心负责人原瑞华博士表示。
诺华公司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建立的一个综合性的生物医学研发中心于2007年5月启用。“新的研发中心开展的活动远不止于早期的临床试验，我们将利用安全性研究、生物标志物检测、生物分析和基因表达谱等多种手段，以及转化医学的原理拓展药物发现。我们的目标是用诊断工具充实有效安全药物的开发，以支持当地和全球的研发活动”。诺华制药全球探索开发部总裁Jean Jacques Garaud博士说。
诺华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思乐博士还表示，将进一步扩展诺华公司在中国已有的强大的研发合作网络。
国内医药行业的一位资深专家分析指出，全球性缩减医疗开支的相关政策与专利药近年专利保护期的大规模到期等原因让国际药企巨头不得不加大新药研发并展开错位竞争，而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不仅可以享受“物美价廉”的科研人才、某些领域雄厚的科研基础和丰富独特的疾病资源等优势，更重要的是，可以有效地降低它们的研发费用。
借力“外包”
新药研发越来越困难，研发成本大幅上升，跨国药企纷纷一方面将研发东移，在中国相继设立研发中心。另一方面，实施战略性外包业务也是降低成本的另一方式。这样能分散研发的风险，缩短新药研发周期，加快上市步伐。中国相关人才的密集、成本低廉，已使其成为外企首选地之一。
礼来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陶瑞尔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制药企业成功的关键在于不断地推出自主研发的新产品，对于单个药物的研发成本达11亿美元的制药公司来说，如何控制研发费用自然而然地成为新产品开发关键中的关键问题。他表示，3年内公司将把单个药品研发成本降低3亿美元。“外包型研发中心将是我们降低成本的首要途径。”
“如果礼来不采取实际有效的行动，那么开发一种新药的成本到2010年会增加至20亿美元，这是难以接受的。”陶瑞尔坦言。
陶瑞尔将在中国开拓外包型研发活动，称之为双赢策略，“对中国而言，参与跨国的制药研发活动将会帮助中国的科研人员学习更多的国际研发实践经验，会帮助中国拥有更多的人才，加快中国参与全球研发的脚步”。
陶瑞尔认为，“中国是礼来外包型研发中心的首选地之一。现在礼来在中国已经建立了3个外包式研发中心，中国承担了礼来全球20％的化学分析业务和早期临床研究任务。”他说：“我们还会继续加大在生物技术和临床方面外包的业务。”
此外，据悉，阿斯利康未来两年将投资1400万美元，携手上海本土企业药明康德，进行有关化合物合成方面的项目合作。该项目也是阿斯利康未来3年在中国1亿美元药物研发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
数据显示，2005年全球制药业研发外包比例达到24.7％，总金额达到163亿美元，预计到2010年将达到360亿美元的规模，年均增长率达到16.3％。随着跨国制药公司将中国CRO纳入其外包范围，中国逐渐融入了全球药品研发体系。
业内认为，CRO的兴起，将对中国制药业的发展起到助推作用。CRO凭借为全球领先药企的外包服务，积蓄起自身新药研发的经验，为将来建立自身原创药物研发打下基础。
中国本土研发瓶颈
相对于跨国制药在中国一浪高过一浪的研发潮，我国的本土研发能力则显得相当薄弱。据一项研究报告，我国97.4％以上的西药都是仿制的，生物制药中至少90％是由外国申请了专利的。
我国的新药研发最大“瓶颈”在于资金不足。国外一般每年对新药研发的投资额是药物年销售额的15％左右，而我国的制药厂投入的研发经费最多的也仅仅是年销售额的2％－3％，有些制药厂因为财力和物力有限，对于投资新药研发心有余力不足，甚至是有心无力。
据资料显示，发达国家研制成功1种新的化学合成药，平均需耗资10亿美元；我国研制1个一类新药的费用约300万-500万元人民币，生物技术药物的研制则还要多些。但实际上，我国每年能拿出200万元以上进行新药研究和开发的制药企业少得可怜。
我国制药企业大多数规模小，没有形成集团优势，经济实力明显不足。中外制药企业的实力悬殊。导致了双方在新药研发投入上的巨大差距。
阿斯利康中国创新研究中心（ICC）总负责人张小林博士则指出，药物研发在中国尚处于早期阶段。目前中国相当缺乏有经验的人才，短期内，培训以及在职学习是培养本土人才最实际的方法；从长远看，我们必须改善教育体制以提高整体研究水平。“中国的基础教育还是很扎实的，但在独立的科学研究方面的训练和国外的领先实验室还有一些差距”。
他举例，在美国，小朋友很早就被引入到科学研究中。一年级的学生已开始学习如何测量室外温度，以及种子多久才会发芽。相比之下，在国内，科学训练相对比较迟，很多时候大学毕业生都没有进行过真正意义上独立的科学研究，“我们必须改变这种状况，才能培养出更多创新型人才。”
事实上，目前跨国药企招募的中国人才，有相当比例是海归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