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分享一下大师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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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上看中国的科技发展，包括中医药的发展对统治者、国家和政府的依赖性比较大。在封建社会中国的科学家们有许多原创性新思维和发明创造，但由于得不到统治者的支持和认可而付诸东流，或不能进一步发展提高。解放前由于中国政府的腐败和无能，加上内忧外患，统治者也无法顾及中国科学家们的科学思想。解放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认识上的失误，我们未能在更大的范围内调动中国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中国的科学家不敢展现自己的思想，否则“白专”的大帽子就会给你戴起来，做人都要低人三分。改革开放后，虽然我们认识上有所提高，但在方法措施上未能顾及到中国的实情，浪费了一部分科技工作者的聪明才智和积极性。这其中除了认识问题的方式、方法外，就是经济投入不足，钱不够用。如何有效地解决中国科技工作者的智慧与资金短缺这一矛盾问题，笔者建议改变目前的标书评选运作程序，把同一相近课题的标书集中在一起，汲取各自的思想精华形成某一领域内的攻关重点课题，合理配置经费，把每一位申请者的智慧都调动起来并重组。这种多智慧的优化二次组合，可能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放大效应。
为什么我们有的课题反复立题、年年立题，因人立题，但进展不大？那是因为独门独户的个体营作和缺乏争论，从而影响了研究者的视野和思路，如果我们采用二次组合策略，就可以克服这一缺陷。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这些都是需要政府管理部门和基金委们拿出决策智慧和管理水平来的，使国家有限的经费能够用在刀刃上去认识更多的新人，而不应该年年都是老面孔，或是用一刀切的愚蠢之方法来处理天才和平庸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英雄出少年和老当益壮的故事都有。如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敌对双方的三个关键人物曹操（当年54岁），诸葛亮（当年27岁），周俞（当年34岁），曹操所领导的30万大军被诸葛亮和周俞所领导的东吴3万军队所打败。年轻人战胜了年长人。然而，姜子牙在胜出的时候已是80岁的高龄，但其睿智仍然超过年轻人，就是这位老人帮助周王完成了帝业。
因此，建立起良好的人才（特别是青年人才）发现机制和学术评价体系，使人才的发现和学术评价科学化、制度化、透明化、法律化起来，保证有才能的人都能够胜出，这才是中国科教兴国和中医药发展的头等大事，这比任何投资都要见效快。这并不是笔者要求学术管理部门不要老朋友，而是因为竞争本身就是一件不能讲情面的事，这也是为了国家的利益，甚至是为了整个人类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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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上看中国的科技发展，包括中医药的发展对统治者、国家和政府的依赖性比较大。在封建社会中国的科学家们有许多原创性新思维和发明创造，但由于得不到统治者的支持和认可而付诸东流，或不能进一步发展提高。解放前由于中国政府的腐败和无能，加上内忧外患，统治者也无法顾及中国科学家们的科学思想。解放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认识上的失误，我们未能在更大的范围内调动中国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中国的科学家不敢展现自己的思想，否则“白专”的大帽子就会给你戴起来，做人都要低人三分。改革开放后，虽然我们认识上有所提高，但在方法措施上未能顾及到中国的实情，浪费了一部分科技工作者的聪明才智和积极性。这其中除了认识问题的方式、方法外，就是经济投入不足，钱不够用。如何有效地解决中国科技工作者的智慧与资金短缺这一矛盾问题，笔者建议改变目前的标书评选运作程序，把同一相近课题的标书集中在一起，汲取各自的思想精华形成某一领域内的攻关重点课题，合理配置经费，把每一位申请者的智慧都调动起来并重组。这种多智慧的优化二次组合，可能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放大效应。
为什么我们有的课题反复立题、年年立题，因人立题，但进展不大？那是因为独门独户的个体营作和缺乏争论，从而影响了研究者的视野和思路，如果我们采用二次组合策略，就可以克服这一缺陷。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这些都是需要政府管理部门和基金委们拿出决策智慧和管理水平来的，使国家有限的经费能够用在刀刃上去认识更多的新人，而不应该年年都是老面孔，或是用一刀切的愚蠢之方法来处理天才和平庸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英雄出少年和老当益壮的故事都有。如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敌对双方的三个关键人物曹操（当年54岁），诸葛亮（当年27岁），周俞（当年34岁），曹操所领导的30万大军被诸葛亮和周俞所领导的东吴3万军队所打败。年轻人战胜了年长人。然而，姜子牙在胜出的时候已是80岁的高龄，但其睿智仍然超过年轻人，就是这位老人帮助周王完成了帝业。
因此，建立起良好的人才（特别是青年人才）发现机制和学术评价体系，使人才的发现和学术评价科学化、制度化、透明化、法律化起来，保证有才能的人都能够胜出，这才是中国科教兴国和中医药发展的头等大事，这比任何投资都要见效快。这并不是笔者要求学术管理部门不要老朋友，而是因为竞争本身就是一件不能讲情面的事，这也是为了国家的利益，甚至是为了整个人类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问题。